“大龄”留学，逃避现实还是重新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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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中年职场危机”

职场中存在隐性的“黄金年龄”，指的是大学毕业后到35到40岁，一旦过了这个年龄周期，就容易遇到“中年职场危机”。国内某大型招聘平台曾发起一项关于“你的职场中年危机来了吗？”的调研，结果显示，84.06%的职场人陷入“中年职场危机”。加之后疫情时代就业竞争难度加大，使得“中年职场危机”更为明显。

43岁这一年，张亮准备出国留学。原本在一家互联网企业担任市场总监的他，突然被裁员。此后，他在求职平台上投递了几十份简历，眼看着目标岗位从总监、经理一路降到助理，却依然没有收到offer。他开始考证，学着做自媒体，四处找出路，却依然看不到曙光。

在经历半年的徒劳无功后，张亮决定出国留学，给自己一个二次成长的机会。2022年底，张亮开始申请美国的大学。由于工作经历丰富，他收到了美国6所名校的offer。最终，他选择去芝加哥大学读硕士，专业是一个全新的领域——非营利社会组织管理。

“过去这些年我主要做的是市场，但在找工作期间，我慢慢发现‘非营利’才是我最热爱，同时也更适合长久发展的方向。”张亮希望通过出国留学，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让自己变得更强大，以此摆脱“中年危机”。

与张亮的目标类似，在互联网行业工作了8年的付晓宇，也决定去美国攻读商科。在程序员圈子里，一直流传着一句话：“30岁以后，如果还在写代码，不做管理工作，那就是失败的人生。”在互联网行业，纯技术岗的职业上升空间往往比较有限，到了30多岁，如果没有升到管理层，很容易被淘汰，那时就会面临“35岁职场危机”。

“我现在出国留学，拿到管理学学位，回来后就可以转型担任管理岗位了。而且提升学历后，再升职和跳槽也会更有竞争力，我其实就是为了提前规避‘35岁职场危机’。”付晓宇坦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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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二次择业的机会

在“大龄”留学人群中，不少申请者会出于自身的兴趣爱好或者职业规划而转专业学习，以获得二次择业的机会。

曾在外企工作多年的赵伊楠，就是其中的一个。她选择辞掉现有职位出国留学，目标很明确：“我原本的工作薪资、环境都不错，但我喜欢创意，想转行去做广告。出国留学给了我第二次选择职业的机会。”

赵伊楠认为，出国留学除了能拿到一个新学位外，还可以再次享受校园平台提供的资源，这些资源是在社会上很难遇到的。“工作之后，我明白职场不仅需要硬实力，还需要软技能。留学时能认识更多同学和行业内的前辈，积累人脉。日后，我们可以互相分享信息、寻求合作，这是人生的一大财富。”

王琛也有着相似的经历。她在32岁这年，去往英国伦敦大学金匠学院读硕士，方向是传媒。在此之前，她已经在新加坡从事了5年的教育行业。从教育转到传媒，是个不小的行业跨度。在王琛看来，跨专业留学就是她转行的“敲门砖”。

虽然能否通过留学顺利转行是个未知数，但王琛充满信心。她认为，“大龄”留学生相比应届生，其实具备一定的优势：“许多跨专业的人，因为阅历和过往工作经验，对交叉课题的理解会更深入，对写论文的思路也更容易掌握。同时，‘大龄’留学生大多数都有一定的行业和岗位积累，会有针对性地积累行业经验，在转行时能少走很多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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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探索更多的可能

对今年30岁的周允而言，工作后再留学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一个心愿：“我大学本科的专业是英语，德语是我的第二外语。一直以来，我都很想到欧洲看看。我总觉得既然学了欧洲的语言，看了那么多电影，不去看看那里的风景，很可惜。”

毕业后，周允直接进入职场。随着年龄的增加，去欧洲留学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但身边的人都在“劝退”她：“一把年纪了，跟同学年龄差一大截，太尴尬了”“还是找个好工作，早点结婚生孩子”……只是，周允内心一直有个声音在说：“我想出国读书，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既然人生是道选择题，就不应该只有‘到了年纪就应该结婚生子’这一个选项。”

历史是周允高考时最想读的专业，但当时阴差阳错地错过了，这令她遗憾多年。经历一段“魔鬼式”的申请经历后，周允被意大利的一所综合性大学录取了，方向正是她心仪的历史专业。

夏麦决定出国留学是在34岁那年。她本科、硕士均就读于国内顶尖大学，毕业后在金融领域已工作了10年。在北京这座城市生活，有熟悉的环境、充满惯性的生活，一份工作做得不开心，就继续做下一份，一切好像不好不坏。突然有一天，她意识到有些事情如果再不做，也许这一生都没机会了。

“我是一个有了梦想，如果不去实现，就很难放下的人。”大学时夏麦就有出国留学的想法，但是选择工作后，这个梦想就被搁置了。此后的十几年里，这个留学梦就像“打不死的小强”，偶尔离开过，但还是会回来。“我出国留学的动机是多元的。一直想去学校好好学一下金融和商科，也想在职业上做一些转型。”有段时间夏麦身体不大好，在求医问药的过程中，她开始想通，人生的意义不仅仅是工作，趁着还没老，要抓紧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去探索更多的可能。37岁时，夏麦去了麻省理工学院读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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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社会时钟”而行，值得吗？

美国心理学家伯尼斯·诺加顿曾提出“社会时钟”的概念，指的是一种被社会主流文化所认可的生命节奏。对于多数人来说，遵守“社会时钟”，人生出错的概率会更低，也会更轻松一些。而像张亮、周允、夏麦这些“大龄”留学人群，主动逆“社会时钟”而行，难免会面临更大的压力。

首先，是“年龄焦虑”。中青网曾做过一项调查，调查显示30到34岁是最易出现“年龄焦虑”的阶段。在采访中，很多人都会提到“焦虑”这个词：“同龄人事业已经小有成就了，自己还在读书，会有很大的落差和焦虑感。”

“我自己也时不时会有‘不生孩子反而选择继续读书，这样做到底值不值’的困惑。本科时的同学基本都有娃了。”但在意大利，这种“年龄焦虑”会好很多。在周允班上，同学的年龄介于20岁到50岁之间，有些学生比教授的年纪还要大。在学校图书馆，她也经常能遇见很多头发花白的爷爷奶奶背着书包，带着笔记本电脑，早早地到图书馆占位子。每当看到这样的场景，周允都会很受鼓舞。“我从不后悔自己出国留学的决定，只要有自己想做的事情和梦想，年龄就不是问题。”周允坚定地说。

其次，是“投入产出比”的问题。曾几何时，留学是“镀金”的手段，但如今，事情发生了一些改变。在全球经济下行的大环境下，大多数人的选择，是趁着年轻在职场上往高处走。在社交媒体广泛热议“海归工资赚不回学费”时，花费几年黄金时间，漂洋过海去当“穷学生”到底值不值？

张亮获得了芝加哥大学提供的2万美元奖学金，但去美国读一年硕士，自己还要再拿出40多万元。“如果真用‘投入产出比’来衡量，怎样算都是赔钱。要是只想着回本，一开始我就不去了。”张亮笑谈。

“我是做金融财务分析的，但我觉得留学就不应该用‘投入产出比’来衡量，”夏麦说道，“出国留学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拓宽视野、增长见识。我可以跟诺贝尔奖获得者交流，可以跟来自全世界40多个国家的同学们交流，他们给我的思想和价值观带来极大的冲击，让我变得更自信、更坚强。这些都不是能用金钱来衡量的。”

从某种程度上说，“大龄”留学现象是社会包容度提高的结果。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能够拥有多种选择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工作不是人生的全部，成功也有着不同的定义，逃避和重新出发的区别在于是否规划好以后想要的人生。每种选择都值得被尊重，只要找准了方向，何时“重新出发”都不算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