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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以它高度的经济发展,廉洁高效的政府和优美舒适的环境赢得了世界赞誉。它是一个小国,地盘不足中国的一个县,人口不过一个中国的中等的地级市,却是中国海外公务员培训中心,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中国官员来到这里学习交流。 1978 年 11 月,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时在与新加坡政府正式会谈以后,邓小平与李光耀单独闭门谈了 3 个小时。这以后邓对新加坡的经验赞口不绝,并对高层领导多次谈到要向新加坡学习。
新加坡的社会文明也不只是花园城市那么简单
在新加坡建国之初,城市环境和公民素质是非常恶劣的,各种不文明现象屡见不鲜。学法律出身的新加坡第一任总理李光耀,深谙以法治国之道,在此之下,李光耀发起了反对随地吐痰、嚼口香糖、喂养鸽子的运动,还禁止乱扔垃圾、在公共场所吸烟和讲粗话脏话,并制定了严格的法律以及罚款标准。
例如,其中就随地吐痰一项,法律就做出了详细的规定,随地吐痰者第一口将被罚以 1000 新币 ( 约合人民币 5000 元 ) ,第二口罚 2000 新币。在新法推行之初,执法是十分严格且毫不留情的,情节严重的人还会处以 7 天监禁,甚至在电视上露脸,或派到城市各地做义工。
行人如在人行横道两侧 50 米以内穿越马路将面对 50 新元的罚款。乱扔垃圾,初犯者会处以 1000 新元的罚款。使用洗手间后不冲水是违法的,初犯者会处以高达 150 新元的罚款 ……
懂英文的朋友也许曾听到过这样一句对新加坡的调侃 ——Singapore is a fine city. 这句话实际上是利用 fine 一词多义的双关句。表面上看起来讲 “ 新加坡是一个很好的城市 ” ,当把 fine 理解成另一层意思时,这句话就变成了 “ 新加坡是一个罚款城市 ” 。 在很多国人的眼里,一提到新加坡首先想到的就是清洁的城市环境,同时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有它严厉的法律法规。
找工作时使用假文凭、酒后驾车、半夜闯红灯等,这种事在哪个国家都可能发生,在有的国家还不一定被认为是犯罪。但在新加坡,即使是这样轻微的犯罪行为,也会被罚款几千或几万新元,有的还被送进了监狱。
“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里面人人自由;法律外面没有民主,法律上面没有权威。 ” 这是新加坡人对法律的概念。新加坡的领导人认为,虽然严厉的法律会让老百姓失去部分的自由,但国家却可以因此得大利。在严厉法律的约束下,国家发展,社会和谐,每个老百姓都会从中受益。
早期的法律推行是十分有效的。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新加坡的城市环境和公民素质已经有了质的飞跃。此时的新加坡人已经不需要有法律的震慑了,因为良好的公共行为意识已经内化为基本素质。
人人有房可居,组屋制度让大学生毕业 5 年可买房
40 多年前的新加坡,曾被形容为一个 “ 大贫民窟 ” 。时任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当时认为,住房是老百姓最大的财产,老百姓有了房产,分享到了经济发展的好处,国家就有了稳定的基础。这是推行组屋制度的重要考虑。
组屋覆盖了新加坡 82% 的居民,其中 80% 的居民拥有组屋的所有权, 2% 的居民租住组屋,基本实现了 “ 人人有房可居 ” 。组屋有 3 个资金 “ 进水口 ” :政府出资、银行贷款和老百姓自己出钱。购买者可以在公积金的基础上再向银行贷款。
组屋的建造享有政府的优惠贷款和补贴,价格比同类商品房低 50%—70% 。一套室内使用面积约 110 平方米的三室一厅二卫的组屋,根据楼层高低等因素,售价为 60 多万到 80 万新加坡元( 1 美元约合 1.2 新元)。 2010 年新加坡人均国民收入为 5.7 万新元,普通居民购买组屋的经济压力并不大。有新加坡学者认为,组屋制度是一种再分配的形式,国家将房子做为公共产品提供给了每一位居民。
在新加坡,年轻人奋斗三五年买得起房子,是极为正常的事情。 2010 年才搬进新家的年轻夫妇逸仙和小岛深有体会。 “ 如果是大学毕业生,月收入两三千,不是特别挑房的话,三年左右基本上都是可以买得起的。 ” 逸仙举出自己为例: “ 我 2007 年大学毕业, 2009 年底签的购房协议,去年 5 月份就住进新家了。 ” 新加坡个人的住房开支占收入比重仅为 25% 至 28% ,这样的比率让逸仙夫妇几乎感觉不到房贷压力: “ 我们现在每个月还款 1000 新元多一点,对生活质量基本上没多大影响。 ”
一流的规划加上有效的限车措施,交通顺畅不堵车
一个城市如果不能先规划人流,再规划交通,修再多的道路也是枉然。在新加坡除了中心城区和区域性商业中心给人 “ 熙熙攘攘 ” 的感觉外,其他地方并不让人觉得 “ 拥挤 ” 。新加坡的中心城区位于新加坡河入海口,这里地处新加坡中南部,交通方便,是新加坡城市的发端处。中心城区是新加坡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中心城区以外,新加坡建了很多 “ 镇 ” ,作为区域性的商业中心。整个城市以中心城区为主体,呈星座式结构。他们用城市地铁线把主要商业中心串联起来,按照 “ 中心城区 — 区域性中心 — 副中心 — 小型中心 — 社区 ” 的布局,把整个城市分为 55 个小区进行规划和建设。不论你住在哪里,附近必有公汽站、幼儿园、银行、商店等公共设施,生活都十分方便,一切都显得井井有条。
控制交通,政府还做了如下几点:一是限制私人拥有汽车的欲望。新加坡是世界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但是,这么富有的国家,汽车拥有率却只有 10% ,是发达国家汽车拥有率最低的国家。购买汽车的人,除了要交 150% 的购置税外,还要购买汽车拥有证。汽车拥有证是公开拍卖得来的。例如,最新的价格大约是 9 万坡币( 1 新加坡币 =5 元人民币),而且,有效期只有 10 年。这样高的价格,只有很富有的人才愿意买汽车。
二是大力发展公共交通网络。在新加坡,地铁和公交车非常发达,为所有的人提供高效、方便和廉价的交通手段。所有路桥没有人工收费站,全部实行电子收费,大大提高整体交通的安全性、高效性和公平性。
三是提供高效和价格合理的出租车服务。新加坡路面上有 25000 辆出租车,不仅价格合理,服务态度好,而且非常方便,随叫随到。
新加坡一般每月工资的 20 %用做基金,另外,公司再出 13 %(经济好是多出些,坏时少一些),用于医疗,养老和买房。用于医疗和养老的部门年存款利率大约是 4 %。住房部分可以用来买房,医疗部分可以用来报销医疗开销或者买医疗保险。这样一个人如果 30 岁时有 1 万元基金, 63 岁退休时将有 3.6 万元。老百姓允许用这些钱进行风险低的投资,如债券,股票,投资基金。到 55 岁时可以取出来,也可以买养老金,到时候每个月就有了固定的退休金。是你的永远是你的,你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清清楚楚,很分明。有人中间到美国工作了几年,过几年发展的不好,又回来了,没关系,以前的帐户还在,接着交就可以了。很多 30 多岁的人就开始规划自己的退休了。
中央公积金制度的设计,特别强调个人对自己未来养老的责任,充分彰显了新加坡 “ 助人自助 ” 的理念。在新加坡,每个人都要靠自己养活自己,个人所能花的钱就是自己年轻时积存的公积金,而公积金的多少完全取决于自己的工资收入。在这种机制下,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养老负责,年轻时就必须努力工作。该制度不仅比较有效地解决了新加坡的养老难题,而且对新加坡的社会经济稳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保证。
尽管新加坡一再宣扬自己不是福利国家,但其实新加坡还是有很完备的福利制度。在多层次的福利体系下,一个没有收入、无依无靠的新加坡老人每月可获得 330 新元现金援助,可以到政府诊所和政府医院免费看病,可以获得慈善机构和社会热心人士的资助和捐赠,可以获得租金、杂费、水电费回扣,可以获得政府增长花红等其他福利。这些援助和福利,足以使老人衣食无忧。一个住三房式组屋的贫困家庭 2008 年可得到的各种援助达 5000 新元。
在 1984 年前,新加坡的医疗制度承袭了英国殖民地时代的旧制,政府为民众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让人人享有健康保障。但这样一来民众的医疗需求不断膨胀,医疗领域浪费严重,政府的负担也越来越重。
为改变这种状况, 1983 年,新加坡政府发表了《国家医疗计划》,开始对医疗制度进行改革。国家医疗计划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建立个人保健储蓄账户。从 1984 年起,每个新加坡人都必须将每月收入的 6% ~ 8% 存入个人保健储蓄账户,雇主和个人各负担一半,直至退休。这是新加坡的第一条医疗保障线。
为解决部分重病及长期慢性病人的医疗费问题, 1990 年,新加坡政府推出了健保双全计划。根据这一计划,新加坡人进行重病及长期慢性病医疗投保,保费从个人保健储蓄账户中支出,由政府指定的商业保险公司承办。目前, 90% 以上的保健储蓄账户拥有者都同时加入了健保双全计划。由于参与者众多,这样重病及长期慢性病患者就无须缴纳很多保费,减轻他们的医疗负担。这是新加坡的第二条医疗保障线。
1993 年,新加坡政府从财政盈余中拨出两亿新元作为启动资金,成立了保健基金,帮助那些没有保健储蓄、或储蓄金额不足以支付医疗费的贫困群体。每年有 20 多万人提出此项申请,批准率高达 99.6% ,也就是说,困难群体只要提出救助申请,一般都会得到批准。这是新加坡的第三条医疗保障线。
通过三条医疗保障线,新加坡织起了一张无缝的医疗保障网,民众不会因为付不起医疗费而得不到治疗,也不会因为巨额的医疗费而陷入困境。吴作栋说: “ 新加坡人不会因为贫穷而得不到医疗护理。 ”
新加坡的成功,说白了,实际上就是两条:一,政治体制上,坚定不移地走民主宪政之路;二,经济体制上,坚定不移地走市场经济之路。它的成功,靠的是新加坡人的文化,靠的是它的领导人的智慧,靠的是错误最少的体制。同样的华人,不同的文化,就会有不同的政治体制,不同的体制,又产生不同的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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