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留学——纽约时报优秀文书！中文版！

《纽约时报》从六年前就开始向毕业生征集申请文书，和我们大部分学生描写自己的成就不同，这些精选的文书描述了他们普通的日常，却折射出对金钱、工作、社会阶级等思考。

以下是其中三篇文书分享。

“生活就是一个接受混乱并且学会清理的过程。”

——凯莉·施利斯(Kelley Schlise)

没有几个17岁的女孩知道怎么把两根铜管焊在一起，或者点燃热水器的长明火。我敢说，大多数人分不清90度普通PVC弯头和90度公母弯头。

这些技能和特点都是过去五年里我为父亲的个人管道业务担任助理时学到的，这份暑期工经常需要处理给身体和精神带来不适的烂摊子，而且需要坚韧和优雅的态度，我往往很难应付得来。不过我坚持下来了。我是管道工的女儿，也是管道工的帮手。

每个潮湿的早晨，我都要勉强穿上一条Goowill慈善二手店里买来的男式牛仔裤，大多数同龄人都不愿意在公共场合穿成这样。我把卷尺挂在腰带上，跑出家门时匆匆把头发束成辫子，爬上管道工施工车的副驾驶座。这是一辆有年头的白色小面包车，车顶绑着两种管子。

我的同龄人当兼职保姆、救生员或者清点杂货的时候，我帮着爸爸把笨重的工具箱和重型锯子拖到人们房子的深处。虽然有时也在湖景豪宅的镀金主浴室里干活，但我们往往还是在潮湿发霉的地下室里，我得在迷宫般的储物箱之间找水表。

在密尔沃基修理管道的五个夏天让我明白，房子里凌乱的部分反映出人们生活中凌乱的部分。爸爸和我也经常弄得一团糟。他用重型往复锯切割墙壁，空气里弥漫着灰泥的云雾。有时根本没有墙，我们得在玻璃纤维隔热层、楼板搁栅和生锈的铸铁立管的原始丛林中工作。

我一次又一次地跳过一堆堆杂乱的扳手和延长线；鼻子和嘴上蒙着厚厚的灰尘；牛仔裤上沾满管道涂料，双手也因为一整天的辛苦工作而变得黑乎乎的。我打量着周围的混乱情景，混乱也在我内心升起。什么美丽整齐的东西也没有；眼前的一切都很丑陋。我感到无能为力、灰心丧气、没法好好思考。

管道工作是混乱世界的缩影，有时我讨厌它。我问自己，我本可以待在有空调的屋子里，用吸尘器打扫卧室，做牛油果吐司当早餐，早早完成暑假作业，为什么却要跑出来忍受这些灰尘与汗水。我甚至还可以找到另一份工作，一份更像我的同龄人做的那些普通工作。

然而，就像我讨厌脏乱的管道，我也讨厌自己会受到这些小小不安情绪的影响，讨厌自己这么容易就被混乱惹恼。毕竟，世界是由那些愿意把手弄脏的人建造的。

当我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一直都在处理混乱。作为青少年，我头脑里的不确定性和矛盾比任何延长线都要复杂得多，但我一直在试图理清它们。生活是一个接受混乱并且学会清理的过程，管道工作也不例外。

我和爸爸不仅制造混乱，我们也创造秩序，只要细细观察，我可以在每个新焊好的铜管阵列中找到秩序，在爸爸货车后座上排列整齐的工具箱里找到秩序。此外，当客户对我们的工作表示感谢时，我明白，我们在一些小处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秩序。管道工作给身体和精神带来的不适都是值得的。

“我爸说的第一句话是‘抱抱她吧，你现在不会弄疼她了。’”

——维多利亚·奥斯瓦尔德(Victoria Oswal)

我的厨房很大一部分被我那张老旧、邋遢的暖棕色餐桌所占据。

它的状况已经惨不忍睹。每次坐下来，我都会被旧油漆、热溶胶和偶尔一点指甲油（这要归功于我的姐姐们）的碎屑包围。我们有两把椅子，无论坐上哪一把，我都得格外小心它们会不会散架，因为椅子腿的固定靠的是一种由木工胶、蛮力和纯粹的使坏组成的恼人混合物。

在我生命的前半部分，这张厨房桌就是我家的中心。小时候，每天晚上7点，我们（我奶奶、我爸和两个姐姐）会准时在这老旧、邋遢的暖棕色餐桌上吃一顿奶奶做的饭菜。

在那些家庭晚餐上，我会和我爸争吵取乐，看着他因为打扰我吃饭被奶奶吼骂，并听着我的姐姐们或是争斗或是开玩笑；那永远是一场冒险。最初，我的厨房桌有五把结实的木椅。几年后，我的大姐16岁、我8岁时，椅子的数量随着她的搬走减到四把。她与奶奶的争吵太多，也不守规矩，所以她离开了。

三年后，奶奶被诊出患了小细胞肺癌。这给我们的晚餐桌日常又带来了一些改变。起初是我的另一个姐姐开始不来吃晚餐。倒不是因为饭菜难免不那么可口了（癌症会破坏味蕾和整体烹饪能力），而是因为她总是不在家。我觉得她不想待在被诊断癌症后的奶奶身边。

椅子数降到了三把。过了一年左右，晚餐本身的次数也少了很多，主要不是因为奶奶，而是因为爸爸决心让奶奶多休息。她没搭理爸爸的担心，所以最后变成了我得面对的某种不上不下的灰色地带。

奶奶得癌症一年半后去世了。这句话说起来很快，但其实拖了很久。别误会，我是爱奶奶的，但得癌症的人往往去世前很久就已经死了。

她过世时我在场，就在我们的起居室里。我在床的一边，我爸在另一边。她沉重的喘息渐渐变缓，然后停了下来。听上去挺难过，但其实多少是个欣慰的时刻。爸爸说的第一句话是“抱抱她吧，你现在不会弄疼她了。”虽然有积痰之症的气味，我还是抱了她。我们只需要两把椅子了。

在那之后，爸爸和我还有我们这个非传统美国家庭所剩下的部分，组建了一个格外非传统的家庭。我们过了段时间才稳定下来，因为坦白讲，奶奶得癌症前我们已经是低收入家庭，之后更是每况愈下。

爸爸和我削减了所有开支。我们去掉了家里的有线电视、手机和互联网。少用油、少用水、少浪费食物，有段时间我们没车，因为家里的小面包车太耗油，还经常抛锚。可是，即便那是个没Wi-Fi、没手机、单调至极的一年，我们还是挺了过来。

我依然住在同一座房子里，只不过现在有Wi-Fi了。我们的餐桌还在，不过我们把中间的木头拿了出来，现在它的大小刚好够我们俩人使用。我们不再像从前那样吃晚饭，但有时候爸爸跟我会坐在沙发上闲聊会儿。

当然了，我们的咖啡桌聊天内容或许和从前的家庭晚餐不一样，或许我们的电视已经打不开了。或许我们的厨房里有蚂蚁，或许我们得用90年代的老掉牙收音机收听超级碗(Super Bowl)的实况，又或许，爸爸现在也病得越来越厉害了。

我不在乎我的新生活是围着有破洞的旧沙发、一个暴脾气老头、一对肥猫和一只鬃狮蜥转。和爸爸在一起，我感到心满意足；每晚7点，昏暗的厨房里，会有两把空椅子围在脏兮兮的暖棕色旧餐桌旁，我感到心满意足。在这段日子里，起居室的灯是开着的。

“当我们没地方住的时候，我们会在图书馆消磨时间，使用我心目中通往世界的钥匙：图书馆的电脑。”

——阿斯特丽德·利登

正如我最爱的土豚亚瑟·里德所说，“当你有一张图书馆借书证时，找点乐子并不难。”好吧，其实挺难的。因为我，再一次，没带借书证。

我可能已经进了图书馆员近期“历史记录”，因为这种事经常发生，所以她直接开始在电脑上查我的名字。我，这个戴着眼镜的9岁小顾客，只是想借出本书，但现在有两个问题：我没带借书证，而且我的罚款太多，已经没法借出。

我咬着牙从用胶带做的钱包里掏出一张钞票，付了能让我把书借走的20%罚款。如果能借一本叫做《为孩子理财》(Hanling Money for Kis)的书，我会借的，因为我大部分的“财富”都直接回到了图书馆。

多亏了我妈妈，我几乎从出生起就有了一张借书证。我去我的图书馆不仅仅是为了读书，而是要沉浸在书里。我会找到我的凳子，坐在儿童区，然后看书。

妈妈去上班时，她会半路把我放在图书馆，然后我就像往常一样：坐下来，读书，还书，重复这些动作，如果幸运的话，我还会把书借回家。

我的访问目的通常都一样：读书或者玩电脑。但当我长大一些，我意识到事情已经开始发生变化。我妈妈开始经常和我们一起去图书馆。当我在读书或完成作业时，她也会在那，在我旁边打字。我们的世界并存了，但这是有原因的。

有三年时间，母亲失业。作为单身母亲，没有工作、没有家也没有车的困境苦不堪言。我停止了往日的例行程序，也没怎么介意。我开着两个页面，继续着手中的工作。

我每天都会登陆Zillow、求职网站，以及跟外公的中风康复有关的网站，然后问我找的信息有没有用。“谢谢我闺女，”妈妈总这么说，但我意识到了随之而来的压力。我们处在不同的世界，但它们撞到了一起。

没地方住时，我们会在图书馆消磨时间，使用我心目中通往世界的钥匙：图书馆电脑。无论是在我们童年时的图书馆，还是我们所住的农场40英里开外的图书馆，图书馆就是一种稳定。

如今我坐在服务台后面，看到也听到了一切：央求着要借走“朱尼·琼斯系列”(Junie B. Jones)的小女孩，在电脑上玩《机器砖块》(Roblox)的男孩，忙着报税的女人，来电询问最新结果的“体育迷”，还有询问天气的女人。

我会听到西班牙语、英语、索马里语。我会遇到那些常见的不守规矩的家伙：孩子们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柜台问，“能给我个访客通行证吗？”

起初，缓缓打出来的收据只是一串数字，但我很快意识到远不止如此。曾经我说的是，“我妈忘带借书证了”或“图书馆什么时候关门？”或“我能用一下电话吗？”当年我是使用电脑的顾客，是阅读区的孩子。而今我是那个在柜台的专业人员，帮忙寻找遗失的借书证。坐在柜台前不会让我忘记自己的过去，反而会让我接纳它。

图书馆向人们提供的资源，会给不同的人开启不同的门。即便在妈妈找到工作后，图书馆仍是安全感与舒适感的来源。在曾给予我如此之多的地方工作，我学会了回馈他人。现在我拥有了将图书馆开放给他人的机会，正如它曾开放给我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