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日本要提高消费税？

2019年10月起，日本消费税由8%增至10%，为什么日本要提升消费税？让我们来看看日本学者井手英策的分析。

从“自我责任社会”到“相互依赖社会”
实际上，今天的日本已经不是“怕给他人添麻烦”的社会。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开始对未来感到不安。
在“多数不安”的时代里，如何解决关乎民生的社会保障问题成为关键。从全世界来看，有8成民众认为“国家有责任让国民生活得更安心。”

与北欧国家相比，日本的税费负担相当高。北欧国家不仅经济发展水平高，而且社会差距较小。据联合国公布的幸福度排名来看，北欧国家平均排名第3位，日本排名第58位。除了北欧，公共负担较大的欧洲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发展速度都比日本高。从教育、医疗到育儿、残疾人保障，人的一生离不开各种基础服务。这些基础服务与保证社会正常运转的公共基础建设都需要税费的支撑。

井手英策认为“相互依赖社会”是在认可个体自由的前提下，能够满足个体生存和生活必要需求的社会。无论是在生病、失业的时候，还是在养老、育儿方面，所有人都能够获得应有的保障，这就是井手英策的“相互依赖社会”构想。

扩大财政支出就等于经济成长？
井手英策提出“帮助弱者的时代已经终结。”他认为没有弱者的社会未来也会发生翻天地覆的变化。但是总会有不幸的人。所以日本政府在消除大多数人不安的同时必须要采取措施保障老年人、残疾人、单亲家庭群体的生活。现在日本住房补贴制度还不够完善，最低保障制度在现实中还存在落实不到位的问题，对失业者的救助还不够完善，这些都是日本政府需要解决的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财源。

在财源问题上，一方面部分人建议日本政府应该增加借款、提升通货膨胀；另一方面一些人认为应该增加税收以扩大财源。从“现代货币理论”角度来讲似乎第一种方案更合理，但是该理论在现实使用中存在诸多疑问。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到今天，日本政府公债从160万亿日元升至870万亿日元（折合人民币分别为10.2和55.6万亿元）。但“扩大财政支出就等于经济成长”的观点并不一定是对的。上个世纪初，曾担任银行及财政相关职务的高桥是清采取了一系列被归纳为“高桥财政”的举措。与以往依靠紧缩财政来实现收支平衡的思想不同，高桥是清主张应该扩大公共支出，从而刺激经济，扩大就业，以扩大财政支出带动经济发展。他主张不仅由日本银行大量发行国债，鼓励从民间筹集资金，还反对提高税收，避免增加税负。在“高桥财政”的指导下，日本首次发行了政府公债，以公债融资最终带动了日本经济的发展。但是反观今天的日本社会，既没有资本的限制也没有殖民的压迫，当然就不能以“高桥财政”的思想指导经济。

消费税作为税收的主体应该被重视
井手英策不赞同“因为财政不会破产，就可以增加通货膨胀”的主张。他认为即使财政不破产经济运行也可能遭遇危机。也就是说，通货膨胀不能超出合理的限度。为了避免通货膨胀的形势过于严峻，“现代货币理论”认为未来必须增税。

但是增税理论存在不合理之处。从预算原则论来讲，按照会计年度独立的原则，各年度的经费必须由该年度的收入来维持。该讨论是以其他年度不影响会计核算为大前提的，因此以将来增税为目标的做法会缩小未来财政的决策范围。增税本身也存在着现实问题，今天的日本政府不断发放公债，群众生活在物价飞涨的社会中，那么未来的民众不得不想方设法抑制通货膨胀和增税，并为此付出代价。

因此政府有必要根据社会的“共同需求”来制定税收政策，一旦财政支出上涨，就会加剧税收负担，因此时常探讨财政支出的效率化是十分有必要的。这也是资本主义国家倡导的“财政民主主义”。财政的基本原理就是集中一部分国民收入用于满足公共需要的支出活动，已达到优化资源配置、公平分配及经济稳定和发展的目标。税收也具有类似的功能。提到税收，不少人会很反感增税，但是井手英策认为增税是有一定利处的。例如北欧国家就是通过科学合理地使用后税收来实现幸福社会的构筑。消费税作为税收的主体更应该被重视。因为消费税上升1%便会增加2.8万亿日元（折合人民币约1788亿元）的税收。但另一方面提升1%的所得税税率仅能够增加1400亿日元（折合人民币约89亿元）的税收，法人税上升1%也仅能增加5000亿日元（折合人民币约319亿元）税收。

改革任重道远
井手英策认为日本要实现国民生活和健康的目标，还需将消费税提升6~7%，所得税要提升120~140%，法人税要提升34~39%。如果将消费税从增税改革中去除，只对富裕阶层和大企业课税的话，结果不仅不会消除贫富差距反而会远离改革的目标。因此以批判消费税为前提的改革观点是不正确的。

最后井手英策指出，“在消灭贫富差距方面做的最成功的国家不是通过对富人征税，并以此救助贫困阶层来实现的。”将消费税作为核心，并配套实施相关的税收分配政策，然后对富裕阶层和大企业征收所得税，尽可能降低消费税的上升幅度，这才是适合日本国情的做法。